中国的创业者需要陪练、教练
中国的创业者需要陪练、教练。天使投资人基本上都担任着这个角色，但中国恰恰最缺天使投资人。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今天中国的创业环境、理念还处在很初级的阶段，整个体系还没有形成。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强调中关村的2.0模式应该是有教练、陪练的，因为创业环境实际上是一个生态链。
中国的另外一点就是跟文化相关。我们可以比较硅谷的文化，硅谷文化的核心其实跟共产主义很象的。
共产党有两个法宝：一是伟大的理念——共产主义。因那些优秀的人才一定不是为了钱而干活的，最优秀的人一定是事业上相互吸引的，他们有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第二是利益共享机制。硅谷文化第一是创业家精神，硅谷是最尊重创业精神的，他有非常强大的精神动力。谁是真正的英雄？只有创业的人才是最受佩服、最受尊重的人。我觉得这一点在中国还不够，中国科技部在搞一个创业导师的工程，在这个工程的启动仪式上有各方人物，但惟独没有创业者。
这就是问题的根源，文化会有怎样的影响力。比如，NEA的创始人70岁过生日时，我问他，你的70岁生日是怎么过的？他说跟他太太去登喜马拉雅山去了。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到他们追求的创业精神。
再看看惠普公司的两个创始人，Hewlett和Packard，我们可以去看看他们住的房子，还是他们原来创业的那个破房子，他们住在那里一直住到去世，但他们把这么多的钱都捐出来，做儿童医院什么的。这种文化就是他们的动力根源。
第二就是共享文化。中国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创始人既是公司的'CEO，也是大股东，三位一体。但在硅谷是分开的，就是创始人是精神领袖，不一定是CEO，也不一定是大股东，但一定是公司的灵魂。CEO可以是专业的经理人，股东层面可能包括了创业者、投资者，会有很多人在里面。所以他是一种共享文化，我们把它叫做Party Table。就像Party一样，就是你作为一个创始人，当这个Party Table的主持人，说今天我们要开这个Party了，大家都可以参加，最好的、优秀的人，谁能力强我的股份就多给他。所以他的股份制跟中国很不一样，是非常分散的。
另外，硅谷发明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优先股。如果你做出来的话。就是说股权是会变的，我认可你的价值，但现在你没做出来，那我就来控股了。优先股的概念是非常微妙的一个东西，中国的股权里面没有的。
天使投资其实是有慈善意味的，他是培养年轻创业者的最好方式，希望这种创业精神就像星火一样传递下去。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一定要创造相应的环境，要尊重支持创业者的天使投资。第二点我觉得天使投资人的范围要扩大，应该包括退下来的政府官员，包括大企业的老总，加上创业成功的人，不同的人融合在一起。国外有很多天使投资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成员可能都60岁以上，但是有创业成功的，有政府高管下来的，也有媒体的，大家融合在一起来帮助创业者。
比如像贝尔实验室的首席科学家阿诺，一些新锐的科技项目，我们一般人根本看不懂的，所以就依赖这些科学研究者的发现性。NEA跟斯坦福的教授们关联很密切，他每个礼拜去斯坦福转一圈，看看哪个教授在做什么东西，哪些商用化程度高一些，教授的很多方向，都是他们给的。你想想，如果你的团队根本不懂技术，那么你如何跟教授沟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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