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创业是年轻人的事儿

时间:2021-03-29 16:36:03 创业资讯 我要投稿

冯仑:创业是年轻人的事儿

  创业是年轻人的事儿

  我今年50多岁了,我们当时创业的时候,跟在座的同学年龄差不多,当时6个人开始办这家公司的时候,平均年龄25.8岁(6个人),我当时是唯一过30的人,如果不算我的话,平均年龄是24岁。大概在座的同学也就是20来岁。也就是说在任何时候创业都是年轻人的事儿。所以今天20多岁创业不值得骄傲,也不值得自卑,没什么特别牛逼的事儿,也没什么不牛逼的事儿,反正是个正常事儿。

  正像有一个人,过去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20岁不革命脑子有问题,80岁还革命脑子也有问题。年龄段固定要出疹子,比如说年轻的时候大家泡妞的时候都是文学青年,一过日子就变成生活青年了,就像出麻疹一样,那个时候就要出。所以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做这件事儿是非常正常的。

  最近,我们在做一个“理想城市”,我们在找谁是我们的客户,后来我们发现还是年轻人。我在西安做,我们找了一个作家写延安的故事,其实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延安没有什么很好的食物,也没有现成的好东西,但是成群结队的年轻人从延安城门那边过来,我在想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希望的一个状态(创业也好、理想城市也好),我什么都没有,但是很多人都愿意来参加。这样的话最后才能真有。

  所以我想讲的第一件事情是,创业的确就是年轻人的事儿,你跟60、70岁的人天天讲没有用,你跟他讲理想他给你讲往昔,你给他讲现在,他给你讲彼岸的事儿,所以这不是一个我们要谈的创业。

  所以创业是年轻人的事儿,而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你不用呼吁、号召也是他的事儿。相反现在40多岁的'人出来创业,基本上是卖鸡汤的多,自己已经不怎么创业了。

  价值观:守正出奇

  我们来看一下谁活着谁死了,来看一下创业当中的起点哪些最重要。

  我们经常在想,为什么我们现在到50多岁的时候,都是在看最后一个结局,都是在演最后一剧,你们演开始不怕事儿多(叫拿得起),我们现在关键要放得下,怎么能够把这个事儿合理、合法、平平安安地翻过这一篇,这一辈子折腾了二三十年,但是发现拿起来容易,放下很难。

  最近一段因为政商关系,我们非常多的民营企业很纠结,成了两院院士(不是医院就是法院),大家也看到证券市场上现在强制协助调查的人,不是以一个人来算的,是以几十人、上百人来计算的。大家仔细看证券市场上最早的证券公司的老总,今天能够在外边的还有几个人?

  当年如果做了15年、20年生意,毫发无损的还有多少个?现在非常之少了。我们今天听到这个朋友有事儿了,那个朋友又怎么了。不光是做生意的,还有非做生意的,这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我们现在不是为结局悲伤和丧失勇气,而是要找到开始的时候到底他些事做对了,而不至于有这个结局,这件事其实更重要。

  至少有一件事做对就能保证活下来,不能保证你赚钱,但是你可以不成为“两院院士”,那就是我们讲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其实都非常简单,就是你奶奶的奶奶的爷爷的爷爷总之告诉你的那些老话当真,比如做人要诚实、善良,不容易生气,不要得罪人。这些都是老话,可以说得很文学,也可以说得很哲理,说得很铿锵有力,总之这就是基本价值观。

  我们讲三好学生(好人、好事、好钱),另外你在任何法律不清楚的地方、道德发生变化的情况,你能守住一个基本的底线,这个时候你不怎么出事。

  比如说我们在反省日这一天,在1992年开了一天会老问自己为什么要下海,为什么要做公司。我们怎么挣钱,挣钱后想成为什么人。其实那一天讨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最后写了一篇文章《披荆斩棘共赴未来》,我们写了一篇排比文学语言。

  “你做这个生意,上对得起父母,下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社会”

  后来我们又把它总结成以天下为己任,我们觉得这话有点长,又概括成《孙子兵法》里面的一句话守正出奇。从1992年公司以后在公司墙上哪个地方都写这四个字。所谓守正是70%的事不变通,尽量不变通,少数事偶尔变通。为什么大家知道有个成语是歧路亡羊,就是你每件事拐15度变通,你发现做了20 件事、50件事后又转回来,跟你原来的目标又完全相反,这叫南辕北辙。所以你不要老变通,变通后等于放弃了自己的原则。

  从一个企业来说每年检讨一次,是每年检讨你守正了没有,这个事挺重要,就把这个价值观慢慢坚持了下来。所以我们六个人无论在一个公司或者不在一个公司,没有一个人因为经济问题成为“两院院士”。这个就很不容易,从二十四五岁开始到五十多岁,全都活着,都没有犯经济上、法律上的过失。其实就靠开始这点信心、对自己这点严格的要求,这样少挣了很多当下的钱,但是错过了很多风险和危险。

  举个例子:曾经有一个领导干部后来枪毙了,我们当时曾经有一个生意要跟他做,我和王功权在一个酒店见他,他来了以后,他的手下告诉我说他领导在车上,我们以为领导谱大,我们就去车上跟他谈谈,去了以后说不在车上谈,然后就往郊区走了,走到城乡结合部,手下的人走了领导直接跟我们谈,要一个数打到一个香港的帐户。我和王功权回来的时候就觉得不对,这不像一个好人,后来我们就决定这个事儿不做。这个事儿当时不做没什么感觉,后来看到新闻上这个人被判死刑的时候,我们就庆幸坚持原则是对的,否则的话连我们一块儿也捎进去了。

  这个故事是告诉我们,你有这样一个警觉,你坚持做好人的价值观,你走到哪儿碰到复杂的事儿,就立即回到好人的出发点,你就避开这些事儿了。如果说你当时的价值观就是只要能挣钱,我就做(可以不择手段),如果是这个价值观的话,当时我们就办那个事儿了,那结果就是你也要跟着进去了(他当时的手下也抓进去了)。

  所以我们说回忆起来,能够活到现在的,大体上是这个价值观,但是赚钱不赚钱,这个事儿不一定能保证。但是能保证你不死,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赚钱还有很多别的因素,但是至少让你规避风险。

  我们一路过来,看到经常有某某领导出事儿,我们都跟他们打过交道,当时他们都给我们提出一些非分的要求,我们当时就没办(或者是变相忽悠过去),这样才让我们活下来了。历次的反腐、清理、纠偏,都会看到这样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