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听影响力投资先驱Wayne Silby先生怎么说
除了他的年龄明显比在场的听众与组织者们年长很多，在一色穿着考究的人群中，很难看出这位一身简朴的灰黑色夹克，脚穿一双泛出层层皱纹的皮鞋的长者就是全球影响力投资的最早倡导者之一，掌管着超过150亿美金的社会影响力基金Carvert Foundation(凯威基金会)创始主席Wayne Silby(施伟恩)先生。
2015年4月23日晚，在清华经管学院一隅的MBA案例教室里，施伟恩先生丝毫不为讲台教室太小而沮丧，有人玩笑，影响力投资在这里完全没有影响力，对此他不以为然的耸耸肩——十多年前在美国影响力投资也是个笑话，而今天在美国从白宫到哈佛，人人都在热议影响力投资。
我们都该扪心自问——什么才是我们真正想做的, 是让金钱自己追逐金钱?纠结于6%或者7%的回报?还是换一个维度 —— 回报当然很重要，但金钱只是工具，而不是掌控者——施伟恩先生开门见山。
社会价值投资的传道人
清华演讲之后，我原想约他再单聊一会，但施伟恩先生马上还要飞香港，年届70的他完全看不出老态，依然马不停蹄的辗转世界各地，像影响力投资的传道人一样，尽管他已经退出了凯威基金会的日常事务，还打趣说我也失业了，像年轻人一想要找工作，但看起来还有太多的事情等着他。他谢绝了同一时间斯坦福大学的演讲邀约飞赴北京，他告诉听众，在美国相关讨论变得过于常规，毫无新意，而在中国，关于社会价值投资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说不定因着此行自己又成为未来中国领军的某家社会影响力投资基金的理事，施伟恩先生笑言。
社会责任投资的先驱们还的确是些宗教人士，施伟恩先生回溯到一百多年前，那些以社会责任为投资标榜的声音主要来自宗教人士，他们强烈反对投资涉足烟草、酒精、赌博之类的企业。在之前的采访中，施伟恩先生曾提到自己如何从大学时代追求经济独立到走上社会价值投资的道路，他玩笑般的回忆起早年的全球旅行经历——目睹人间的苦难，有如佛陀，他哂然又马上打住，在这个世俗化的时代，宗教的说辞已经不够有新意，也不够普世，在清华MBA案例教室申述他的理念时候，他只是简单就事说事，诉诸常人的道德直觉。
而今天社会价值投资早已有了新的理论与战略。当下社会价值投资主要采取持股者游说股东行动主义策略(shareholder activism)，基于项目可持续性研究发起倡导或杯葛、采用社会风险资本与社区投资等策略。说到股东行动主义策略，施伟恩先生津津乐道当年电脑回收还在业界闻所未闻，废旧电脑所造成的重金属污染还只是环保主义者小圈子的话题，凯威基金会旗下的投资人作为主要电脑公司的小股东，主动游说主要电脑商戴尔、惠普、IBM实现废旧电脑回收。只有戴尔的老板迈克尔-戴尔敏锐的意识到这是个机会，一经他采纳，很快这便成为业界标准，“你一旦做了，别人就会跟进”，小持股人也可以撬动大公司。
揣着沃顿文凭的华尔街逆子
在另一段采访中，施伟恩先生打趣地说，七十年代当他揣着沃顿商学院的文凭和同伴们在华尔街分享他们关于社会影响力投资的视角时候，还没从68年青年人叛逆浪潮中缓过劲来的华尔街同僚们满脸怪笑——看啊!那些家伙还没从毒瘾中醒过来!或者动辄给他们扣上社会主义者的帽子。三十年多后，他创办的凯威基金会已经成长为管理着150亿美元的基金会，今天，超过1.8亿美元投资给分布在80多个国家的超过200家非盈利或者社会企业。投资人可以选择自己所投资的期限和要求的收益率——尽管往往低于一般回报率，但选择社会价值的投资人们不会被忘记，去年凯威基金会发布了报告，追溯了20年来，该基金会累计十亿美元的社会价值投资来自谁的慷慨解囊，它们去向何方，为地球村带来了何种变化。凯威基金会的特别之处还在于他们提供一种叫“社区投资债券”的投资产品，从20美元起，其期限有多种，最高回报率为 2%，是极少的一种散户投资人可以通过交易账户直接购买的影响力投资产品，在教育、廉租房、公平贸易、健康、国际小额信贷、小企业、女性赋权等领域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讲座PPT结末，他还不忘展示“占领华尔街”的图片回敬——提醒大家那些年轻人为什么要上街。世界是丰富的，华尔街的逻辑显然不够完善。而他并不是要取代什么，他不过试图补上那些盲点。他坚信，在很多时候社会价值与资本回报二者可以统一起来。
没错，他缔造的凯威基金会投资了很多资本市场嗤之以鼻的项目，譬如在南非为HIV携带者提供医疗保险——他们是保险市场上最劣质的投保人，但他们更亟待医疗服务。美国人往往不信任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直到今天Obama Care依然麻烦不断，所以说服投资人还是大有希望的。他们还投资了政府购买的项目——一个旨在让保释出狱的犯人更好的融入社会而不再度入狱的保释金项目;以及遏制未成年妈妈出现的项目，这可能占Calvert投资额的3%~5%，施伟恩先生耸耸肩，为什么不呢，正是这一小笔投资让整个投资环境与生活环境都改善了!
严格的资金经理
但施伟恩先生显然不是一个到处撒钱作秀的土豪，作为投资基金的合伙人而不是企业的管理者，他也是影响力投资基金的股东，基金表现与他直接挂钩，他并非拿别人的钱去慷他人之慨。赚钱与拯救世界兼得——这听起来太过于美妙。对于所投资的社会企业家，他有着严格的标准，并非听任对方博同情、赚眼泪。在凯威基金会，对项目的可行性与社会影响力他们有严格的评估体系，尽管并非一成不变的死板套用。譬如在有机杀虫剂项目中，因为其对食品安全的意义显而易见，项目评估时根本没有死板的套用社会影响力评估指标。即使满怀激动人心的视野与想法，他依然提醒大家有效的管理才是实现想法的关键。但过度沉溺于管理则会视野愈加狭窄。事情在不断变化，造成社会影响的投资窗口期可能很短，要把握转瞬即逝的机会成为及时雨;在实现盈利时更要有耐心 。
时下施伟恩先生的精力越来越多的转向中国、非洲。中国从民间到国家已经走出普遍贫困状态，不仅对于私人股权投资还是对主权投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同样适用，如果邻国无购买能力，一国的生产能力和出口则完全没有实现价值的渠道。中国的热钱到处都是，在夏威夷召开的“战略慈善与影响力”大会就有国内富商两三千万美金解囊赞助。在施伟恩先生看来，中国缺的主要是新的思考方式与新的意识。